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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之后就没有安全问题了？实际看来，并非如此，币安和火币们都没能有效的控制安全。早在2018年2月中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就表示，数字货币全球化监管行动必然发生。她接受CNNMoney采访时说，“我们正在积极从事反洗钱和打击融资活动，这加强了我们在这两个方向上限制数字货币使用的决心。”显然，全球化的监管收紧和黑客攻击，已经成为币安这样所谓全球化的数字货币交易平台的典型问题。如果再加上世界各国和地区对待数字货币的政策和态度有着天壤之别，可以说，币安们的全球梦，恶梦的因素增加了不少。

　　而如果回顾过去的币安，更能发现“伪全球化”的有力佐证。资料显示，创始人赵长鹏建立币安之前，1977生于江苏，从1987开始较长时间生活、学习在加拿大。1993年他进入麦吉尔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学习，1997年后曾分别为东京股票交易所及彭博Tradebook开发匹配交易订单系统和期货交易软件。2005年，赵长鹏到上海成立Fusion Systems，为券商开发了“速度最快的高频交易系统。”到2013年，与一名扑克牌友的接触打开了赵长鹏通往“新世界”的大门，他开始了解比特币，后来让他不遗余力倾注全部去押注数字货币的起源。赵长鹏曾短暂加入知名onchain在线钱包服务商），并在产品开发阶段与比特币布道者Roger Ver和Ben Reeves接触频繁。短短一年之后，赵卖了上海的房子，全仓投入数字货币的世界。

　　不得不提的是，在币安之前，赵长鹏曾以联合创始人的身份在2014年6月10日加入OKCoin，出任CTO，对OKCoin影响力的建立有贡献，但短暂一年的“蜜月”，以赵长鹏与OKCoin创始人星互怼告终。闹剧之后，2015年6月赵长鹏离开OKCoin。蛰伏2年，直到2017年7月14日在香港注册的币安公司正式启动，同年8月他挖来原OKCoin联合创始人、副总裁，时任一直播的副总裁何一，出任币安的CMO兼联合创始人兼董事。

　　包括比特币中国在内，主流的交易所大多采用法币买卖数字货币的交易方式，直接遭遇了监管的大刀。在某种程度上，在七八月份大家已经嗅到了末日狂欢的气氛，各种ICO项目疯狂地收割“韭菜”，大多数平台也都抱着“捞一笔是一笔”心态或许也在等待靴子的落下。而币安此时刚上线不久，政策嗅觉极度敏锐，主动地拥抱了监管——早早出了公告限制国内IP进行交易，避免政策风险。并且，就在大刀砍向一线交易平台时，币安迅速把公司从香港搬到日本，有团队成员甚至把家属都带过去了。整个过程中，大量的圈内资金从中国内地涌向币安，当然赵长鹏和他的币安也都发家在大陆。但说白了，币安就是一步步为了逃脱国内的监管，走上了所谓的全球化道路。在这一点上，火币的火币Pro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何一在2018年1月23日接受“蓝鲸TMT”的采访时说到：“币安已经整体迁出中国，用户基本来自海外”。而币安自己的数据也称， 600万注册用户里只有3%的中国用户大致吻合，也正如何一所说：“对国内政策已经不是很关心了”。2018年3月22日，日本金融厅因其没有在日本注册而对币安发出警告后，币安网创始人赵长鹏在香港接受采访时透露，“币安原本在日本设有一个办事处，并且曾经尝试在日本获得经营许可证，但为避免与当地的法规产生冲突，现已决定从日本撤出，寻求其他安身之所。”

　　首先是树大招风。一线交易平台被关闭后，那些躁动的资金和寻找下一个能够释放他们资金的场所，进行中的项目也在寻找可以发币（ICO）的平台，币安成了首选。虽然在香港，监管机构对数字货币交易采取了一种不干涉的做法，但却正在加紧了对ICO的监管力度。就在2018年2月，香港证监会才对7家数字货币交易平台发出警告信，告知他们其平台上的某些数字代币交易可能会被界定为证券。在2018年3月19日，香港证监会叫停一起ICO。在此大环境下，币安还在继续与香港当局进行讨论，但最终的结果是不确定的。

　　更要命的是官司。彭博社报道，根据香港法院2018年3月26和4月24日提交的诉讼文件显示，由于投资交易失败，红杉资本起诉了币安创始人赵长鹏。红杉资本在2017年8月就投资币安进行谈判，截至2017年12月14日，赵长鹏的团队对红杉资本表示，币安的现有股东认为红杉资本提出的交易低估了他们的价值。与此同时，IDG Capital向赵长鹏表示注资意愿，估值分别达到4亿美元和10亿美元。红杉资本认为，赵长鹏和IDG Capital的谈判违反了他与红杉资本签订的投资独家协议，并向香港高等法院成功申请禁止赵长鹏与其他投资者谈判的禁令。